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山有扶苏,隰(xí)有荷华(huā)。不见子都,乃见狂且(jū)。
扶苏:树木名。一说桑树。隰:洼地。华:同“花”。子都:古代美男子。狂:狂妄的人。且:助词。一说拙、钝也。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乔:高大。游龙:水草名。即荭草、水荭、红蓼。子充:古代良人名。狡童:姣美的少年。一说为狡狯的少年。
参考资料:
山有扶苏,隰(xí)有荷华(huā)。不见子都,乃见狂且(jū)。
山上有茂盛的扶苏,池里有娇美的荷花。没见到子都美男子啊,偏遇见你这轻狂之人。
扶苏:树木名。一说桑树。隰:洼地。华:同“花”。子都:古代美男子。狂:狂妄的人。且:助词。一说拙、钝也。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山上有挺拔的青松,池里有丛生水荭。没见到子充好男儿啊,偏遇见你这狡狯少年。
乔:高大。游龙:水草名。即荭草、水荭、红蓼。子充:古代良人名。狡童:姣美的少年。一说为狡狯的少年。
参考资料:
《山有扶苏》为《郑风》的第十首。这首诗写一位女子在与情人欢会时,怀着无限惊喜的心情对自己恋人的俏骂。就是这样一首明白易懂的情歌,却因历代说诗者的刻意求深而蒙上重重烟雾,仿佛诗中真有什么深意似的。《毛诗序》说,“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郑玄笺说:“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花生于隰下,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以为是讥刺郑昭公忽的,这种解说完全是曲解了诗意。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疑是巧妻恨拙夫之歌谣。‘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犹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高亨《诗经今注》以为这诗写“一个姑娘到野外去,没见到自己的恋人,却遇着一个恶少来调戏她。”二说似乎都较牵强。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写一位女子找不到如意对象而发牢骚的诗。”有一定道理。而宋儒朱熹则认为《山有扶苏》是“淫女戏其所私者。”此说倒比较接近诗旨。所谓“戏”,即俏骂之意。至于称诗中女主人公为“淫女”,完全出于道学家的偏见,因为在他看来,《郑风》中的所有恋爱诗都是“淫奔之诗”。今人袁梅《诗经译注》“这是一位女子与爱人欢会时,向对方唱出的戏谑嘲笑的短歌”之类的说法,即脱胎于朱熹之说,但扬弃了朱说的糟粕。
关于诗中所写的情景,读者不妨作这样的想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野外僻处,一对恋人约定在此幽会。姑娘早早就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心上人来。最后,姗姗来迟的爱人总算见着了,姑娘心里当然很高兴,可嘴里却骂骂咧咧地说:我等的人是子都那样的美男子,可不是你这样的狂妄之徒啊!我等的人是子充那样的良人,可不是你这样的狡狯少年啊!处于热恋中的古代青年男女在欢会中的愉悦的心情,可以用各种形式表现,诗中所描写的那种俏骂,更能表示他们的亲密无间。小儿女的情态在诗中确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至于诗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和“山有桥松,隰有游龙”这四句,读者大可不必当真,以为是恋人约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在《诗经》中,“山有……,隰有……”是常用的起兴句式。如《邶风·简兮》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唐风·山有枢》中有“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漆,隰有栗”等。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得好:“诗非兴会不能作。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也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此诗中的起兴就属于这种性质。当然,无论是高山上长的扶苏树、松树,还是水洼里盛开的荷花、红蓼,这些美好的形象,从烘托诗的意境的角度看,还是很有作用的。
译文
山上有茂盛的扶苏,池里有娇美的荷花。没见到子都美男子啊,偏遇见你这轻狂之人。
山上有挺拔的青松,池里有丛生水荭。没见到子充好男儿啊,偏遇见你这狡狯少年。
注释
山上有茂盛的扶苏,池里有娇美的荷花。没见到子都美男子啊,偏遇见你这轻狂之人。
山上有挺拔的青松,池里有丛生水荭。没见到子充好男儿啊,偏遇见你这狡狯少年。
《山有扶苏》为《郑风》的第十首。这首诗写一位女子在与情人欢会时,怀着无限惊喜的心情对自己恋人的俏骂。就是这样一首明白易懂的情歌,却因历代说诗者的刻意求深而蒙上重重烟雾,仿佛诗中真有什么深意似的。《毛诗序》说,“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郑玄笺说:“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花生于隰下,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以为是讥刺郑昭公忽的,这种解说完全是曲解了诗意。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疑是巧妻恨拙夫之歌谣。‘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犹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高亨《诗经今注》以为这诗写“一个姑娘到野外去,没见到自己的恋人,却遇着一个恶少来调戏她。”二说似乎都较牵强。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写一位女子找不到如意对象而发牢骚的诗。”有一定道理。而宋儒朱熹则认为《山有扶苏》是“淫女戏其所私者。”此说倒比较接近诗旨。所谓“戏”,即俏骂之意。至于称诗中女主人公为“淫女”,完全出于道学家的偏见,因为在他看来,《郑风》中的所有恋爱诗都是“淫奔之诗”。今人袁梅《诗经译注》“这是一位女子与爱人欢会时,向对方唱出的戏谑嘲笑的短歌”之类的说法,即脱胎于朱熹之说,但扬弃了朱说的糟粕。
关于诗中所写的情景,读者不妨作这样的想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野外僻处,一对恋人约定在此幽会。姑娘早早就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心上人来。最后,姗姗来迟的爱人总算见着了,姑娘心里当然很高兴,可嘴里却骂骂咧咧地说:我等的人是子都那样的美男子,可不是你这样的狂妄之徒啊!我等的人是子充那样的良人,可不是你这样的狡狯少年啊!处于热恋中的古代青年男女在欢会中的愉悦的心情,可以用各种形式表现,诗中所描写的那种俏骂,更能表示他们的亲密无间。小儿女的情态在诗中确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至于诗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和“山有桥松,隰有游龙”这四句,读者大可不必当真,以为是恋人约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在《诗经》中,“山有……,隰有……”是常用的起兴句式。如《邶风·简兮》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唐风·山有枢》中有“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漆,隰有栗”等。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得好:“诗非兴会不能作。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也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此诗中的起兴就属于这种性质。当然,无论是高山上长的扶苏树、松树,还是水洼里盛开的荷花、红蓼,这些美好的形象,从烘托诗的意境的角度看,还是很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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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参考资料: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参考资料: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遵大路兮,掺(shǎn)执子之祛(qū)兮,无我恶(è)兮,不寁(zǎn)故也!
遵:沿着。掺:执,拉住,抓住。袪:衣袖,袖口。无我恶:不要以我为恶(丑)。一说“恶(wù)”意为“讨厌”。寁:去。即丢弃、忘记的意思。一说迅速。故:故人,故旧,旧情。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魗(chǒu)兮,不寁好(hào)也!
无我魗:不要以我为丑。魗,同“丑”。好:情好。
参考资料:
遵大路兮,掺(shǎn)执子之祛(qū)兮,无我恶(è)兮,不寁(zǎn)故也!
沿着大路跟你走,双手拽住你衣袖。千万不要嫌弃我,别忘故情把我丢。
遵:沿着。掺:执,拉住,抓住。袪:衣袖,袖口。无我恶:不要以我为恶(丑)。一说“恶(wù)”意为“讨厌”。寁:去。即丢弃、忘记的意思。一说迅速。故:故人,故旧,旧情。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魗(chǒu)兮,不寁好(hào)也!
沿着大路跟你走,紧紧握住你的手。千万别嫌我貌丑,别忘情好把我丢。
无我魗:不要以我为丑。魗,同“丑”。好:情好。
参考资料:
此篇无首无尾,诗人只是选择男子离家出走,女子拽着男子衣袖,拉紧他的手,苦苦哀求他留下的一个小镜头,以第二人称呼告的语气反复哭诉。全诗只有两章八句,既没有点明男子离家出走的原因,也没有交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而诗人描绘的这幅平常而习见的画面,却是活灵活现的。诗中生动地描述了一幅似乎非常具体的生活场景:一对男女在大路上追逐,女的追上男的,在路边拉扯纠缠,还似乎有女子悲怆的哭诉声,她呼唤着男子,不断重复地说着:“不要嫌恶丢弃我!”“多年相爱不能说断就断!”除此,她已经没有别的话要说,仿佛自己的一切辛酸、痛苦、挣扎、希望都凝聚在这两句话中了。她多么渴望在自己的哀求下,他能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相亲相爱过日子。这是女主人公唯一祈求。但是,诗至此却戛然而止,不了了之,留下了一大片画面空白,容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情趣去创造,去丰富,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设想,绘出不同结果的精彩画面。所以诗中这幅片断性的画面尽管是一目了然的,但却是极具有包孕性的。
此诗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原诗纯为赋体,二章四句,每句皆押韵。第二章首句“路”,王引之《经义述闻》说:“当作道,与手、魗、好为韵,凡《诗》次章全变首章之韵,则第一句先变韵。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武:在后继承。下,后;武,继承。世:代。哲王:贤明智慧的君主。三后:指周的三位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后,君王。王:此指武王。配:指上应天命。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fú)。
求:通“逑”,匹配。言:语助词。命:天命。孚:使人信服。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下土:下界土地,也就是人间。式:榜样,范式。孝思:孝顺先人之思,此系以孝代指所有的美德,举一以概之。则:法则。此谓以先王为法则。
媚(mèi)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sì)服。
媚:爱戴。一人:指周天子。昭:光明,显耀。嗣服:后进,指成王。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wū)万斯年,受天之祜。
兹:同“哉”。来许:同“后进”。绳:承。武:足迹。祖武,指祖先的德业。於:感叹之词。斯:语助词。
受天之祜(hù),四方来贺。於万斯年,不遐有佐。
祜:福。
参考资料: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后能继前惟周邦,世代有王都圣明。三位先王灵在天,武王配天居镐京。
下武:在后继承。下,后;武,继承。世:代。哲王:贤明智慧的君主。三后:指周的三位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后,君王。王:此指武王。配:指上应天命。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fú)。
武王配天居镐京,德行能够匹先祖。上应天命真长久,成王也令人信服。
求:通“逑”,匹配。言:语助词。命:天命。孚:使人信服。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成王也令人信服,足为人间好榜样。孝顺祖宗德泽长,德泽长久法先王。
下土:下界土地,也就是人间。式:榜样,范式。孝思:孝顺先人之思,此系以孝代指所有的美德,举一以概之。则:法则。此谓以先王为法则。
媚(mèi)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sì)服。
爱戴天子这一人,能将美德来承应。孝顺祖宗德泽长,光明显耀好后进。
媚:爱戴。一人:指周天子。昭:光明,显耀。嗣服:后进,指成王。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wū)万斯年,受天之祜。
光明显耀好后进,遵循祖先的足迹。基业长达千万年,天赐洪福享受起。
兹:同“哉”。来许:同“后进”。绳:承。武:足迹。祖武,指祖先的德业。於:感叹之词。斯:语助词。
受天之祜(hù),四方来贺。於万斯年,不遐有佐。
天赐洪福享受起,四方诸侯来祝贺。基业长达千万年,那愁没人来辅佐。
祜:福。
参考资料: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骍(xīn)骍角弓,翩(piān)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xū)远矣。
角弓:两端用兽角装饰的弓。骍骍:弦和弓调和的样子。翩:此指反过来弯曲的样子。昏姻:即“婚姻”,指姻亲。胥:相。远:疏远。
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
胥:皆。然:这样。教:教导。效:仿效,效法。
此令兄弟,绰(chuò)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愈。
令:善。绰绰:宽裕舒缓的样子。裕:宽大。不令:不善,指兄弟不相友善。
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
亡:通“忘”。
老马反为驹(jū),不顾其后。如食宜饇(yù),如酌(zhuó)孔取。
饇:饱。孔:恰如其分。
毋教猱(náo)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huī)猷(yóu),小人与属。
猱:猿类,善攀援。涂:泥土。附:沾着。徽:美。猷:道。与:从,属,依附。
雨雪瀌(biāo)瀌,见晛(xiàn)曰消。莫肯下遗,式居娄骄。
瀌瀌:下雪很盛的样子。晛:日气。遗:通“隤”,柔顺的样子。式:用,因也。娄:借为“屡”。
雨雪浮浮,见晛曰流。如蛮如髦(máo),我是用忧。
浮浮:与“瀌瀌”义同。蛮、髦:南蛮与夷髦,古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称呼。
骍(xīn)骍角弓,翩(piān)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xū)远矣。
调好角弓绷紧弦,弦弛便向反面转。兄弟姻亲一家人,相互亲爱不疏远。
角弓:两端用兽角装饰的弓。骍骍:弦和弓调和的样子。翩:此指反过来弯曲的样子。昏姻:即“婚姻”,指姻亲。胥:相。远:疏远。
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
你和兄弟太疏远,民众就会跟着干。你能言传加身教,民众互相来仿效。
胥:皆。然:这样。教:教导。效:仿效,效法。
此令兄弟,绰(chuò)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愈。
彼此和睦亲兄弟,感情深厚少怨怒。彼此不和亲兄弟,相互残害全不顾。
令:善。绰绰:宽裕舒缓的样子。裕:宽大。不令:不善,指兄弟不相友善。
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
民众心地如不善,就会相互成积怨。接受爵禄不相让,轮到自己道理忘。
亡:通“忘”。
老马反为驹(jū),不顾其后。如食宜饇(yù),如酌(zhuó)孔取。
老马当作驹使唤,不顾其后生祸患。如像吃饭只宜饱,又像喝酒不贪欢。
饇:饱。孔:恰如其分。
毋教猱(náo)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huī)猷(yóu),小人与属。
猴子爬树不用教,如泥涂墙容易牢。君子善政去引导,小民自然跟着跑。
猱:猿类,善攀援。涂:泥土。附:沾着。徽:美。猷:道。与:从,属,依附。
雨雪瀌(biāo)瀌,见晛(xiàn)曰消。莫肯下遗,式居娄骄。
雪花落下满天飘,一见阳光全融销。居于上位不谦恭,别人学样耍高傲。
瀌瀌:下雪很盛的样子。晛:日气。遗:通“隤”,柔顺的样子。式:用,因也。娄:借为“屡”。
雨雪浮浮,见晛曰流。如蛮如髦(máo),我是用忧。
雪花落下飘悠悠,一见阳光化水流。无良小人像蛮髦,对此我心深烦忧。
浮浮:与“瀌瀌”义同。蛮、髦:南蛮与夷髦,古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称呼。
全诗共八章,取喻多奇。首章“騂騂角弓,翩其反矣”,是用角弓不可松弛暗喻兄弟之间不可疏远。“兄弟昏姻”是同类连及,并无确指,着重点是同宗兄弟。“兄弟昏姻,无胥远矣”,为全诗主题句,以下各章,多方申述,皆以此为本。
第二章叙说疏远王室父兄的危害。“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四句皆以语气词煞尾,父兄口气,语重心长。作为君王而与自家兄弟疏远,结果必然是上行下效,民风丕变,教化不存。
第三章用兄弟之间善与不善的两种不同结果增强说服的效果。和善的兄弟相互平安相处,泰然自得,不和的兄弟相互残害,不能自保。如果说这一章还是因说理的需要而作的正反两方面的假设,那么第四章则是通过现实中已成为风气的责人不责己的小人做法直言王行不善的社会恶果。“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不善良的兄弟间只知相互怨怒,不顾礼仪道德,为争爵禄地位各不相让,涉及一己小利便忘了大德。
第五、六两章以奇特的比喻、切直的口吻从正反两方面劝诱周王。只有自身行为合乎礼仪,才能引导小民相亲为善。“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取譬新奇,以物喻人,指责小人不知优老而颠倒常情的乖戾荒唐,一个“反”字凸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正面教导养老之道。第六章更是新意新语竞出。“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用猿猴不用教也会上树,泥巴涂在泥上自然粘牢比喻小人本性无德,善于攀附,如果上行不正,其行必有过之。后两句“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又是正面劝戒,如果周王有美德,小民也会改变恶习,相亲为善的。此意与后世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正相一致。
诗的最后两章以雪花见日而消融,反喻小人之骄横而无所节制和不可理喻。“莫肯下遗,式居娄骄”和“如蛮如髦”说的是小人,却暗指周王无道。有鉴于此,诗人不禁长叹“我是用忧”,此“忧”非为自身忧,也非为小人忧,而是为国家为天下而深怀忧患。
全诗因是父兄口吻,所以“少微婉,多切直”(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孙鑛语),少了一些通常意义上的诗味。又正因为是父兄口吻,全诗以气贯通,或取譬,或直言,都在光怪陆离中显示出一种酣畅,一种奔涌的激情。因此孙鑛给出“风骨自高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