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少:指少年时代。适俗:适应世俗。韵:本性、气质。一作“愿”。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误落 一作:误入)
尘网:指尘世,官府生活污浊而又拘束,犹如网罗。这里指仕途。三十年:有人认为是“十三年”之误(陶渊明做官十三年)。一说,此处是三又十年之意(习惯说法是十又三年),诗人意感“一去十三年”音调嫌平,故将十三年改为倒文。
羁(jī)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zhuō)归园田。
野:一作“亩”。际:间。守拙:意思是不随波逐流,固守节操。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方宅:宅地方圆。一说,“方”通“旁”。
榆柳荫(yìn)后檐,桃李罗堂前。
荫:荫蔽。罗:罗列。
暧(ài)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暧暧:昏暗,模糊。依依:轻柔而缓慢的飘升。墟里:村落。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户庭:门庭。尘杂:尘俗杂事。虚室:空室。余闲:闲暇。
久在樊(fán)笼里,复得返自然。
樊笼:蓄鸟工具,这里比喻官场生活。樊,藩篱,栅栏。返自然:指归耕园田。
参考资料: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年轻时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性格,生来就喜爱大自然的风物。
少:指少年时代。适俗:适应世俗。韵:本性、气质。一作“愿”。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误落 一作:误入)
错误的陷落到仕途罗网,转眼间远离田园已十余年。
尘网:指尘世,官府生活污浊而又拘束,犹如网罗。这里指仕途。三十年:有人认为是“十三年”之误(陶渊明做官十三年)。一说,此处是三又十年之意(习惯说法是十又三年),诗人意感“一去十三年”音调嫌平,故将十三年改为倒文。
羁(jī)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笼子里的鸟儿怀念以前生活的森林,池子里的鱼儿思念原来嬉戏的深潭。
羁鸟:笼中之鸟。恋:一作“眷”。池鱼:池塘之鱼。鸟恋旧林、鱼思故渊,借喻自己怀恋旧居。
开荒南野际,守拙(zhuō)归园田。
我愿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野:一作“亩”。际:间。守拙:意思是不随波逐流,固守节操。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绕房宅方圆有十余亩地,还有那茅屋草舍八九间。
方宅:宅地方圆。一说,“方”通“旁”。
榆柳荫(yìn)后檐,桃李罗堂前。
榆树柳树成荫遮盖了后屋檐,桃树李树整齐的栽种在屋前。
荫:荫蔽。罗:罗列。
暧(ài)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远处的邻村屋舍依稀可见,村落上方飘荡着袅袅炊烟。
暧暧:昏暗,模糊。依依:轻柔而缓慢的飘升。墟里:村落。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深深的街巷中传来了几声狗吠,桑树顶有雄鸡不停啼唤。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庭院内没有世俗琐杂的事情烦扰,静室里有的是安适悠闲。
户庭:门庭。尘杂:尘俗杂事。虚室:空室。余闲:闲暇。
久在樊(fán)笼里,复得返自然。
久困于樊笼里毫无自由,我今日总算又归返林山。
樊笼:蓄鸟工具,这里比喻官场生活。樊,藩篱,栅栏。返自然:指归耕园田。
参考资料: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 ,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尘世的罗网。“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他从开始作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前后一共十三年。所以“一去三十年”是“一去十三年”之误。这两句是说,自己不得已出去做官,一去就是十三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适俗韵”无非是指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同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两句表现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被束缚的鸟。池鱼:水池里养的鱼。故渊:指鱼儿原先生活的水潭。这两句是说,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山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际:间。拙:笨拙。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巧相对而言。这两句是说,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这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前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的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就显得自然妥帖,丝毫不着痕迹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喧嚣和烦躁之感。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chán)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shòu)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治:政治清明,即治世。乱:乱世。运:国运。穷达:困窘与显达。贵:地位显赫。贱:贫贱。时:时机,机会。自合:自然在一起。相亲:相互亲近。介:介绍。玄同:默契。合符:义同“玄同”。告:觉,使之觉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shēn)氏之媵(yìng)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yú)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zhuō)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pèi)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lù)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shì)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hàn)。”运命之谓也。
里社鸣而圣人出:迷信说法。李善注引《春秋·潜潭巴》:“里社明,此里有圣人出。其呴,百姓归,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鸣,则教令行,教令明,惟圣人能之也。呴,鸣之怒者。圣人怒则天辟亡矣。汤起放桀时,盖此祥也。”里社,古代里中祀土地神之处。里社鸣,指里社有人鸣,鸣之者即带头起事者,亦即圣人。伊尹:商汤时大臣。阿衡:官名,犹后代宰相。太公:即太公望姜子牙。尚父:周武王尊太公望为尚父。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的大夫。张良:汉高祖刘邦重要的谋士。黄石之符:李善注引《黄石公记序》:“黄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又引《河图》:“黄石公谓张良曰:读此,为刘帝师。”三略:即《太公兵法》,分上中下《三略》。陈、项:陈涉、项羽。沛公:刘邦。四贤:指以上伊尹、太公、百里奚、张良。箓图:史籍。天人:天道人事。格:衡量。“清明”句:出自《礼记·孔子闲居》。申:申伯。甫:庸山甫。翰:干。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bāo)女也,祅(yāo)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nì)竖牛也,祸成于庚(gēng)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jiá)鄏(rǔ),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bì),渐于灵景;辩诈之伪(wěi),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rǎn)大贤,揖(yī)让于规矩之内,訚(yín)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è)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兴主:兴国之主。乱亡:亡国之君。幽王:周幽王,西周亡国之君。褒:褒姒,周幽王的皇后。曹伯阳:春秋时曹国国君。社宫:祭祀之所。叔孙豹:春秋时鲁国大夫。昵:亲近。竖牛:春秋时鲁国人。庚宗:鲁国地名,今山东省泗水县东。数:历数,即天命。河、洛:《河图》、《洛书》。文:指周文王。命:受天命而得天下。七九:七代、九代。武:指周武王。六八:六代、八代。成王:指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定鼎:定都。郏鄏:古都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卜世:占卜预测传国的世代数。卜年:占卜享国的年数。幽厉:周幽王、周厉王。二霸:指齐桓公、晋文公。陵迟:衰败。文薄:文德衰薄。渐:浸染。灵景:周灵王、周景王。辩诈:巧言辩解,指纵横家的言论。七国:战国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酷烈:残暴。仲尼:孔子字仲尼。颜冉:颜回与冉雍,孔子的弟子。揖让:宾主相见的礼节。规矩:礼法制度。訚訚:愉悦善言的样子。遏:止。孟轲:孟子、荀子。正道:儒家正统之道。维:系。卒:最终。溺:淹没。援:救。
参考资料: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chán)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shòu)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了圣明的君主,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他们彼此的相遇,不是互相访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他们彼此的相亲,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彼此道德混同齐一,辗转相合有如符契。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给予的是天,告知的是神,玉成的是命运啊。
治:政治清明,即治世。乱:乱世。运:国运。穷达:困窘与显达。贵:地位显赫。贱:贫贱。时:时机,机会。自合:自然在一起。相亲:相互亲近。介:介绍。玄同:默契。合符:义同“玄同”。告:觉,使之觉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shēn)氏之媵(yìng)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yú)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zhuō)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pèi)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lù)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shì)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hàn)。”运命之谓也。
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太公,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他说的话,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没有一个人接受。等到他碰上汉高祖,他说的话,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没有一次受到抗拒。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项梁时就笨口拙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后是一样的,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君臣合离的原因,就像神明之道一样。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姓名被史籍记载,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孔子说:“圣人清明在身,气度志向如神。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山川为之出云一样。”《诗经》说:“中岳嵩山降下神灵,生下了吕侯和申伯。就是吕侯和申伯,辅佐周朝成了中坚。”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
里社鸣而圣人出:迷信说法。李善注引《春秋·潜潭巴》:“里社明,此里有圣人出。其呴,百姓归,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鸣,则教令行,教令明,惟圣人能之也。呴,鸣之怒者。圣人怒则天辟亡矣。汤起放桀时,盖此祥也。”里社,古代里中祀土地神之处。里社鸣,指里社有人鸣,鸣之者即带头起事者,亦即圣人。伊尹:商汤时大臣。阿衡:官名,犹后代宰相。太公:即太公望姜子牙。尚父:周武王尊太公望为尚父。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的大夫。张良:汉高祖刘邦重要的谋士。黄石之符:李善注引《黄石公记序》:“黄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又引《河图》:“黄石公谓张良曰:读此,为刘帝师。”三略:即《太公兵法》,分上中下《三略》。陈、项:陈涉、项羽。沛公:刘邦。四贤:指以上伊尹、太公、百里奚、张良。箓图:史籍。天人:天道人事。格:衡量。“清明”句:出自《礼记·孔子闲居》。申:申伯。甫:庸山甫。翰:干。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bāo)女也,祅(yāo)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nì)竖牛也,祸成于庚(gēng)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jiá)鄏(rǔ),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bì),渐于灵景;辩诈之伪(wěi),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rǎn)大贤,揖(yī)让于规矩之内,訚(yín)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è)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周幽王被褒姒惑乱,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叔孙豹宠信竖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吉凶成败,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说:以文德受命的人,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以武功兴起的人,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所以在幽王、厉王之间,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齐桓、晋文二霸之后,礼乐就衰落下来;文德浮薄的弊病,渐渐地在灵王、景王时产生;巧辩欺诈的风气,在七国时形成;极端的残暴,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看重文章风尚,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即使是颜回,冉有这样的大贤,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在洙水、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孟轲、孙卿,那样效法颜、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从容奉行正道,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而无法再加以援救。
兴主:兴国之主。乱亡:亡国之君。幽王:周幽王,西周亡国之君。褒:褒姒,周幽王的皇后。曹伯阳:春秋时曹国国君。社宫:祭祀之所。叔孙豹:春秋时鲁国大夫。昵:亲近。竖牛:春秋时鲁国人。庚宗:鲁国地名,今山东省泗水县东。数:历数,即天命。河、洛:《河图》、《洛书》。文:指周文王。命:受天命而得天下。七九:七代、九代。武:指周武王。六八:六代、八代。成王:指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定鼎:定都。郏鄏:古都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卜世:占卜预测传国的世代数。卜年:占卜享国的年数。幽厉:周幽王、周厉王。二霸:指齐桓公、晋文公。陵迟:衰败。文薄:文德衰薄。渐:浸染。灵景:周灵王、周景王。辩诈:巧言辩解,指纵横家的言论。七国:战国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酷烈:残暴。仲尼:孔子字仲尼。颜冉:颜回与冉雍,孔子的弟子。揖让:宾主相见的礼节。规矩:礼法制度。訚訚:愉悦善言的样子。遏:止。孟轲:孟子、荀子。正道:儒家正统之道。维:系。卒:最终。溺:淹没。援:救。
参考资料: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之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之运而无怨恨,居重任之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之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之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之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之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之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之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之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之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之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之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之精美,语言之整齐,音声之讲究,典故之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