箜篌引

从驾顿上诗〔两汉〕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柰公何。

古八变歌

无妄仙〔两汉〕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

赏析

　　此诗抒写游子怀乡之情。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两句，分别点出时令、地点，写了北风袭来，秋意萧瑟，滞留在楚地的诗人于黄昏时登台望乡，从向晚的北风中领略到阵阵清寒。起首以“北风初秋至”一句提领全篇。次句提到的“章华台”在楚地，表明诗人其时正滞留楚地。

　　夏末秋初，日常气温仍很闷热，季节变化不甚分明。只有到白昼将尽，暑气稍退，晚风中才透出秋意。大凡他乡游子，对于节候的变易十分敏感，尤其冬春与夏秋之交，其间风物变异虽微，却格外令人关情，如唐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诗人以高台秋风起兴，发为咏唱，言外隐然有“归欤”之叹音。这两句渲染出一片游子悲秋之意绪，涵盖全篇。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两句，诗人以色调浓重的笔墨描绘傍晚时分，高天暮云流走，言其似从西极崦嵫山吹来，以显示楚天千里、瞑色苍茫的阔大境界，衬托出高台之人的孤独寥落形象。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两句则较细致地描写秋声：地上林木摇落，枯桑因风作响；台前空阶寂寂，莎鸡声声悲鸣。这里以秋物之有声来反衬周围环境的寂寥萧瑟。诗人面对此情此景，触绪纷来，黯然伤神。这节叙景承首句“北风初秋至”而来，从高空浮云写到地上林木，从远山暮色写到空阶络纬，以见风之动物，物之感人。画面上笼罩着一派清秋的凄凉与衰飒气氛。

　　末一节由叙景转为抒怀，以“翩翩飞蓬征”一句引出。此句写蓬草随风飘浮，既遥承头一句“北风初秋至”而言风之动物，又与下句“怆怆游子怀”关合，文句自然成偶。两句以飞蓬的顺风飘扬，喻游子的千里流荡，触景伤怀，怆然而悲。出此一笔，亦赋亦比，章法转落无痕。最后以“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作结语。此言诗人眺望故乡，盼自此而归。然天长地阔，故乡望而不见，不禁悲怅萦怀。结尾两句回映前文的登台远眺，提明篇旨。通篇笔意融贯，浑成一体。

　　这首诗写景有其独创之处，主要不在描写技巧的高明，而在写景本身所显示的一种新的变化。大抵在建安以前，诗歌中的写景，主要是作为比兴，所占的比例也较小。照清吴乔《答万季埜问诗》所说：“《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而这首诗年代虽不能确考，但至少与《古诗十九首》相当，是可以确定的。

　　从一方面看，诗人于自然风物并非纯作客观地描摹形态、状写声色，其中确带有某种喻示性。例如浮云、暮色，既是摄取眼前景物入诗，然而一经描绘，便成为具有特定意象的事物。清秋暮色之于离愁，无根浮云之于游子，都是古代诗歌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由此而言，此诗叙景仍可见出《诗经》以来传统的以景物为比兴的痕迹（这种情形在魏晋以后诗歌中依然常见）。

　　但更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此诗的写景已不再是用一两笔作穿插点染，它在诗中占有显著的篇幅和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然景物的描写已有脱离只作抒情叙事的陪衬和纯属比兴的媒介物，而以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描写对象出现的趋向。尽管它仍带有从传统诗歌叙景方式中脱胎而来的痕迹，却有不同于《诗经》乃至《古诗十九首》的新的特质。换句话说，建安以后才较为普遍化的注重写景的倾向，在这里已经有所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尝试。

见志诗二首

郦炎〔两汉〕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值泰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

赏析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后汉书》有传，今存诗仅此两首。此诗约写于他二十岁左右时，当时州郡举荐他为孝廉，又征召他为右北平从事祭酒，他都一一辞去，并写下了这两首诗以见其志。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为一段，作者将“大道”与“窘路”对举，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宽广的人生道路，不愿走狭窄的小道，因为他志向远大，如同大鹏之鸟，其翼如垂天之云，不愿栖止于卑小之地，以免让狭窄局促的小路局限着自己举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开千里之足，超世绝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倏忽之间，令人难以追踪。“贤愚岂常类”以下六句，说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套，他认为尽管人的贤愚有别，但并非贤者自贤，愚者自愚，关键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则志向高洁，秉性浊则品格卑污，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只不过人富贵了就名登史册，贫贱者则名不见经传罢了。郦炎生活的东汉时代，统治者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宣传“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郦炎反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与官方哲学针锋相对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两句，顶上两句而来，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故说贫与富、穷与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着相面占卜了。此处暗用了战国时蔡泽的典故，蔡泽在干谒诸侯未被进用时，曾找唐举相面。唐举见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嘲戏他说：“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说：“富贵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后来蔡泽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夺取了相位。（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由此看来，人的“通塞”最终还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汉初的历史人物陈平、韩信为例，说明有大志者终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陈平在里社（家乡），因家贫，富人都不肯把女儿嫁给他。（敖，通“傲”，这里是被动用法，即“见傲”之意）后依刘邦，为其六出奇计，屡建大功，封侯拜相。韩信始为布衣时，家贫无行，曾钓于淮阴城后，依刘邦后，军功卓著，被封为齐王。故诗中说他们“终为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看来郦炎的辞官，并非想高蹈遗世，做一名隐士，而是在宦官贵戚把持政权、朝政日非的桓、灵时代，他对黑暗的现实有所觉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其“志气”在此。

　　第二首开头以芝兰为比兴，寄寓着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灵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往往因遭到洪波的冲击而动摇其根本；兰花所以开放得晚，是因为严霜摧残了它的枝条，它们都是生非其地、生非其时。如果“二芳”生在泰山之阿，那又是另一种光景了。“文质”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意谓一个文质兼备的人虽为世道所贵重，但只有为时所用才能发挥其长。下文以贾谊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贾谊乃洛阳才子，才华出众，入仕后一年三迁，屡为朝廷更定法令，颇得汉文帝的器重，文帝准备委以重任，授与公卿之位。绛侯周勃、灌婴等元老却反对贾谊，诋毁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适荆南。“绛灌临衡宰”以下四句，所概括的就是这段史实，可见“贤才抑不用”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抱玉乘龙骥”两句，进一步抒发贤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璞玉不遇卞和，则不知其宝；千里马不遇伯乐，连驽马也不如；英才不遇明主，也难以施展其抱负。这是郦炎辞辟的另一原因。结尾两句是收煞，作者希望在这混浊的时代能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出来，列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以四科优劣取士，这是作者选拔人才的主张。

　　郦炎的《见志诗》，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它不仅在思想上闪耀着要求主宰自己命运和反对官方哲学的光辉，而且在艺术上成就也较高。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者大多不可靠，所以刘勰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故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东汉的文人五言诗，在郦炎之前，艺术上较成功的很少，所以钟嵘《诗品序》云：“东京二百载中，惟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救父的故事，概据本传，不加藻饰，诗歌形象较差，故有“质木无文’之讥。郦炎的《见志诗》，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怀抱时，多用形象化的比拟，“大道”、“窘路”、“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等，都带有象喻性。灵芝、兰花，亦含兴寄，钟嵘《诗品》说：“文胜托咏灵芝，寄怀不浅。”有了兴寄，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克服了“质木无文”的现象。又加此诗志气豪迈高远，“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等句，大有睥睨千古、逸气干云之概，故显得“梗概多气”。在这方面，它影响到建安诗歌。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云：“赵壹、郦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渐见作用之迹，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这话说得不错。所谓“作用之迹”，是思致的安排，实指诗歌的藻饰以及字面、韵脚的讲求。《见志诗》词采朴茂，读之琅琅上口，这与诗歌形式的讲究有关。

　　郦炎的《见志诗》，甚至对左思的《咏史》也有一定影响，《见志诗》涉及历史人物七八人，但他并非意在咏史，而是以咏史见志。开左思“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先河。他们的咏史都是以史事证己意，篇中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咏怀述志的媒介。郦炎“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之句，与左思“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何其相似乃尔。“灵芝生河洲”以下六句，与左思《咏史》诗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萌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数句，兴寄全然相同，此点应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