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
洛阳:东汉京城。
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
“叶叶”句:指叶叶相交通,叶子稠密连到了一起。相当,与“相对”同义,是“对称”的意思。
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áng)。
低昂:起伏,时高时低。
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
子:《正字通》云:“女子亦称子。”
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yáng)扬。
飘飏:指落花缤纷之貌。
请谢彼姝(shū)子,何为见损伤。
请谢:请问。彼姝子:那美丽的女子。“何为”句:为何受到你的攀折?见,被。
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
高秋:天高气爽的秋天。
终年会飘堕(duò),安得久馨(xīn)香。
飘堕:飘落。安得:怎能。馨香:芳香。
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
零落:凋谢,脱落。
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
盛年:少壮之年。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
竟:尽,终。
归来酌(zhuó)美酒,挟瑟上高堂。
高堂:高大的厅堂,宽敞的房屋。
参考资料: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
洛阳城东的小路上,桃李盛开在两边的路旁。
洛阳:东汉京城。
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
桃花李花相对而开,稠密的叶子交相掩映。
“叶叶”句:指叶叶相交通,叶子稠密连到了一起。相当,与“相对”同义,是“对称”的意思。
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áng)。
春风自东北方向而来,花叶也随风飘扬。
低昂:起伏,时高时低。
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
不知谁家的女子来了,提着竹笼在采桑。
子:《正字通》云:“女子亦称子。”
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yáng)扬。
她用纤纤的手攀折桃李,弄得枝残叶败,花落缤纷。
飘飏:指落花缤纷之貌。
请谢彼姝(shū)子,何为见损伤。
请允许我问那位女子,为什么要损伤这些花呢?
请谢:请问。彼姝子:那美丽的女子。“何为”句:为何受到你的攀折?见,被。
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
她回答:“等到八九月的深秋季节,下霜了,花儿终会凋谢。”
高秋:天高气爽的秋天。
终年会飘堕(duò),安得久馨(xīn)香。
这些可怜的花叶,整年有风刀霜剑相逼,怎能永远芳香?
飘堕:飘落。安得:怎能。馨香:芳香。
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
它们秋时零落,来年春日再吐芬芳,始终不渝地遵循大自然的规律。
零落:凋谢,脱落。
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
而美丽的女子还不如这花叶,盛年过去则色衰,被无情的男子相忘。
盛年:少壮之年。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
我想把这支曲子唱完,可这支曲子,实在让人心里难过。
竟:尽,终。
归来酌(zhuó)美酒,挟瑟上高堂。
干脆归来饮酌美酒,携带琴瑟登堂以解忧愁吧。
高堂:高大的厅堂,宽敞的房屋。
参考资料:
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东西,这种隐秘的东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东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后汉书》有传,今存诗仅此两首。此诗约写于他二十岁左右时,当时州郡举荐他为孝廉,又征召他为右北平从事祭酒,他都一一辞去,并写下了这两首诗以见其志。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为一段,作者将“大道”与“窘路”对举,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宽广的人生道路,不愿走狭窄的小道,因为他志向远大,如同大鹏之鸟,其翼如垂天之云,不愿栖止于卑小之地,以免让狭窄局促的小路局限着自己举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开千里之足,超世绝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倏忽之间,令人难以追踪。“贤愚岂常类”以下六句,说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套,他认为尽管人的贤愚有别,但并非贤者自贤,愚者自愚,关键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则志向高洁,秉性浊则品格卑污,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只不过人富贵了就名登史册,贫贱者则名不见经传罢了。郦炎生活的东汉时代,统治者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宣传“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郦炎反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与官方哲学针锋相对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两句,顶上两句而来,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故说贫与富、穷与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着相面占卜了。此处暗用了战国时蔡泽的典故,蔡泽在干谒诸侯未被进用时,曾找唐举相面。唐举见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嘲戏他说:“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说:“富贵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后来蔡泽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夺取了相位。(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由此看来,人的“通塞”最终还是“由己”的。
末尾六句,以西汉初的历史人物陈平、韩信为例,说明有大志者终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陈平在里社(家乡),因家贫,富人都不肯把女儿嫁给他。(敖,通“傲”,这里是被动用法,即“见傲”之意)后依刘邦,为其六出奇计,屡建大功,封侯拜相。韩信始为布衣时,家贫无行,曾钓于淮阴城后,依刘邦后,军功卓著,被封为齐王。故诗中说他们“终为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看来郦炎的辞官,并非想高蹈遗世,做一名隐士,而是在宦官贵戚把持政权、朝政日非的桓、灵时代,他对黑暗的现实有所觉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其“志气”在此。
第二首开头以芝兰为比兴,寄寓着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灵芝生在河流的洲渚之中,往往因遭到洪波的冲击而动摇其根本;兰花所以开放得晚,是因为严霜摧残了它的枝条,它们都是生非其地、生非其时。如果“二芳”生在泰山之阿,那又是另一种光景了。“文质”两句一转,由物及人。意谓一个文质兼备的人虽为世道所贵重,但只有为时所用才能发挥其长。下文以贾谊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贾谊乃洛阳才子,才华出众,入仕后一年三迁,屡为朝廷更定法令,颇得汉文帝的器重,文帝准备委以重任,授与公卿之位。绛侯周勃、灌婴等元老却反对贾谊,诋毁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贾谊传》)于是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适荆南。“绛灌临衡宰”以下四句,所概括的就是这段史实,可见“贤才抑不用”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抱玉乘龙骥”两句,进一步抒发贤才不被知遇的感慨。璞玉不遇卞和,则不知其宝;千里马不遇伯乐,连驽马也不如;英才不遇明主,也难以施展其抱负。这是郦炎辞辟的另一原因。结尾两句是收煞,作者希望在这混浊的时代能有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出来,列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以四科优劣取士,这是作者选拔人才的主张。
郦炎的《见志诗》,在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它不仅在思想上闪耀着要求主宰自己命运和反对官方哲学的光辉,而且在艺术上成就也较高。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者大多不可靠,所以刘勰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故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东汉的文人五言诗,在郦炎之前,艺术上较成功的很少,所以钟嵘《诗品序》云:“东京二百载中,惟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救父的故事,概据本传,不加藻饰,诗歌形象较差,故有“质木无文’之讥。郦炎的《见志诗》,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怀抱时,多用形象化的比拟,“大道”、“窘路”、“修翼”、“远趾”、“陵霄羽”、“千里足”等等,都带有象喻性。灵芝、兰花,亦含兴寄,钟嵘《诗品》说:“文胜托咏灵芝,寄怀不浅。”有了兴寄,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表现力,克服了“质木无文”的现象。又加此诗志气豪迈高远,“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等句,大有睥睨千古、逸气干云之概,故显得“梗概多气”。在这方面,它影响到建安诗歌。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云:“赵壹、郦炎、孔融、秦嘉五言,俱渐见作用之迹,盖其时已与建安相接矣。”这话说得不错。所谓“作用之迹”,是思致的安排,实指诗歌的藻饰以及字面、韵脚的讲求。《见志诗》词采朴茂,读之琅琅上口,这与诗歌形式的讲究有关。
郦炎的《见志诗》,甚至对左思的《咏史》也有一定影响,《见志诗》涉及历史人物七八人,但他并非意在咏史,而是以咏史见志。开左思“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先河。他们的咏史都是以史事证己意,篇中的历史人物不过是咏怀述志的媒介。郦炎“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之句,与左思“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何其相似乃尔。“灵芝生河洲”以下六句,与左思《咏史》诗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萌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数句,兴寄全然相同,此点应值得注意。
上陵(líng)何美美,下津风以寒。
上陵何美美:登上上陵但见景色何其美好。下津:指从陵上下来到达水边。
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
客:指仙人。
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zuó),木兰为君棹(zhào),黄金错其间。
笮:竹子做的绳索,西南少数民族用以渡河。这里指维系船的绳索。木兰:树木名。棹:划船的工具。错:涂饰。
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
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
醴(lǐ)泉之水,光泽何蔚蔚。
醴泉:甘甜的泉水。古人以为是祥瑞。蔚蔚:茂盛的样子。
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
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
甘露:汉宣帝年号。芝生铜池中:古人以生出芝草为吉祥之兆。
上陵(líng)何美美,下津风以寒。
登上诸陵但见景色何其美好,从陵上下来到达水边,水边的风何其清爽。
上陵何美美:登上上陵但见景色何其美好。下津:指从陵上下来到达水边。
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
问仙人从哪里来,仙人回答说他来自水中央。
客:指仙人。
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zuó),木兰为君棹(zhào),黄金错其间。
仙人出现时所乘的船极其豪华,桂木造成船,连系船用的绳索都是用青丝做成的。划船的船桨是用木兰做的,有黄金涂饰其间。
笮:竹子做的绳索,西南少数民族用以渡河。这里指维系船的绳索。木兰:树木名。棹:划船的工具。错:涂饰。
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
这时,只见水面上凤凰出现,众鸟随从,出现于山林中。
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
望去只见山林忽开忽合,连日月的光芒也被众鸟所遮蔽。
醴(lǐ)泉之水,光泽何蔚蔚。
甘甜的泉水,光泽熠熠。
醴泉:甘甜的泉水。古人以为是祥瑞。蔚蔚:茂盛的样子。
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
我不禁想象神的车盖形似灵芝,驾着龙,在天地间遨游。
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
甘露二年,铜池中生出芝草,吉祥之兆引得仙人也下来饮于此泉中,人们喝了此泉的水更是延年益寿。
甘露:汉宣帝年号。芝生铜池中:古人以生出芝草为吉祥之兆。
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船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