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译文

注释

遵彼汝(rǔ)坟(fén)，伐其条枚(méi)。未见君子，惄(nì)如调(zhōu)饥。
遵：循，沿。汝：汝河，源出河南省。坟：水涯，大堤。条枚：山楸树。一说树干（枝曰条，干曰枚）。君子：此指在外服役或为官的丈夫。惄：饥，一说忧愁。调：又作“輖”，“朝”（鲁诗此处作“朝”字），早晨。调饥：早上挨饿，以喻男女欢情未得满足。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yì)。既见君子，不我遐(xiá)弃。
肄：树砍后再生的小枝。遐：远。

鲂(fánɡ)鱼赪(chēng)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huǐ)，父母孔迩(ěr)。
鲂鱼：鳊鱼。赬：浅红色。毁：火，齐人谓火为毁。如火焚一样。孔：甚。　迩：近，此指迫近饥寒之境。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遵彼汝(rǔ)坟(fén)，伐其条枚(méi)。未见君子，惄(nì)如调(zhōu)饥。
沿着汝河大堤走，采伐山楸那枝条。还没见到我夫君，忧如忍饥在清早。
遵：循，沿。汝：汝河，源出河南省。坟：水涯，大堤。条枚：山楸树。一说树干（枝曰条，干曰枚）。君子：此指在外服役或为官的丈夫。惄：饥，一说忧愁。调：又作“輖”，“朝”（鲁诗此处作“朝”字），早晨。调饥：早上挨饿，以喻男女欢情未得满足。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yì)。既见君子，不我遐(xiá)弃。
沿着汝河大堤走，采伐山楸那余枝。终于见到我夫君，请莫再将我远弃。
肄：树砍后再生的小枝。遐：远。

鲂(fánɡ)鱼赪(chēng)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huǐ)，父母孔迩(ěr)。
鳊鱼尾巴色赤红，王室事务急如火。虽然有事急如火，父母穷困谁养活！
鲂鱼：鳊鱼。赬：浅红色。毁：火，齐人谓火为毁。如火焚一样。孔：甚。　迩：近，此指迫近饥寒之境。

参考资料：

赏析

　　这在诗之首章，“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在高高的汝河大堤上，有一位凄苦的妇女，正手执斧子砍伐山楸的树枝。其实已透露了消息，采樵伐薪，本该是男人担负的劳作，现 在却由织作在室的妻子承担了。读者不禁要问：她的丈夫究竟到哪里去了？竟就如此忍心让妻子执斧劳瘁！“未见君子，惄如调饥”二句的跳出，即隐隐回答了此中缘由：原来，她的丈夫久已行役外出，这维持生计的重担，若非妻子没有人能来肩负。“惄”者忧也，“调饥”者朝食未进也。满腹的忧愁用朝“饥”作比，自然只有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方有的真切感受。那么，这倚徙“汝坟”的妻子，想必又是忍着饥饿来此伐薪的了，此为文面之意。“朝饥”还有一层意思，它在先秦时代往又被用来作男欢女爱的隐语。而今丈夫常年行役，他那可怜的妻子，享受不到丝毫的眷顾和关爱。这便是首章展示的女主人公境况：她孤苦无依、忍饥挨饿，大清早便强撑衰弱之身采樵伐薪。当凄凉的秋风吹得她衣衫飘飘，大堤上传送来一声声“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的怆然叹息时，令人闻之而酸鼻。

　　第二章诗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遵彼汝坟，伐其条肄”二句，不宜视为简单的重复：“肄”指树木砍伐后新长的枝条，它点示了女主人公的劳瘁和等待，秋往春来又捱过了一年。忧愁悲苦在岁月漫漫中延续，期待也许早已化作绝望，此刻却意外发现了“君子”归来的身影。于是“既见君子，不我遐弃”二句，便带着女主人公突发的欢呼涌出诗行。不过它们所包含的情感，似乎又远比“欢呼”要丰富和复杂：久役的丈夫终于归来，他毕竟思我、爱我而未将我远弃，这正是悲伤中汹涌升腾的欣慰和喜悦；但归来的丈夫还会不会外出，他是否还会将我抛在家中远去？这疑虑和猜思，难免又会在喜悦之余萌生；然而此次是再不能让丈夫外出的了，他不能将可怜的妻子再次远弃。这又是喜悦、疑虑中发出的深情叮咛了。如此种种，实难以一语写尽，却又全为“不我遐弃”四字所涵容——《国风》对复杂情感的抒写，正是如此淳朴而又婉曲。

　　女主人公的疑虑并非多余。第三章开首两句，即以踌躇难决的丈夫口吻，无情地宣告了他还得弃家远役：正如劳瘁的鳊鱼曳着赤尾而游，在王朝多难、事急如火之秋，他丈夫不可能耽搁、恋家。形象的比喻，将丈夫远役的事势渲染得如此窘急，可怜的妻子欣喜之余，又很快跌落到绝望之中。当然，绝望中的妻子也未放弃最后的挣扎：“虽则如毁，父母孔迩！”这便是她万般无奈中向丈夫发出的凄凄质问：家庭的夫妇之爱，纵然已被无情的徭役毁灭；但是濒临饥饿绝境的父母呢，他们的死活不能不顾。

　　全诗在凄凄的质问中戛然收结，征夫对此质问又能作怎样的回答。这质问其实贯串了亘古以来的整整一部历史：当惨苛的政令和繁重的徭役，危及每一个家庭的生存，将支撑“天下”的民众逼到“如毁”、“如汤”的绝境时，历史便往往充满了这样的质问。《周南·汝坟》在几经忧喜和绝望后发出的质问，虽然化作了结句中征夫的不尽沉默。但是读者却分明听到了此后不久历史所发出的巨大回音：那便是西周王朝的轰然崩塌。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

译文

注释

　　齐宣王见颜斶(chù)，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qū)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fèn)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lǒng)五十步而樵(qiáo)采者，死不赦(shè)。’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yì)。’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颜斶：齐国隐士。前：到前面来。趋士：礼贤下士。去：距离。柳下季：即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鲁国贤人，居于柳下。垄：指坟墓。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锺，万石(dàn)虡(jù)。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yì)处；辩士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无不备具，而百姓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bǐ)野、监门、闾(lǘ)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石：古代的计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钟：乐器。簴：古代悬挂乐器的架子中间的木柱。役处：效力，供事。知：智，有才智的人。无不：原作“不”，据黄丕烈《札记》补。百姓：原作“百”，据黄丕烈《札记》补。

　　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shùn)起农亩，出于岳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shē)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中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lù)者辱，祸必握。’故曰：‘矜(jīn)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是以尧(yáo)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jí)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必本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傅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稍稍：渐渐。实：指居上位所应该具备的素质。以：而。为名：有（居上位的）名声。据慢：倨慢，傲慢无礼。约：受阻。握：通“渥”，厚重。九佐：九位辅佐尧治理国家的官员。亟：数，频繁。无形者，形之君：无形可见的东西，是有形可见的东西的主宰。至圣人：一本作“至圣”。不谷：不善。用以自称，表谦恭之意。非：一本无此字，于文义为顺。

　　宣王曰：“嗟(jiē)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大璞(pú)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yú)。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斶知足矣，归反朴，则终身不辱也。
自取病：即自取羞辱。细人：小人德行低下的人。太牢：牛、羊、猪各一头称一太牢。丽都：华丽。尊遂：尊贵显达。自虞：即自娱，自得其乐。虞：通“娱”，欢乐。言要道：即言之要道，指进言所应该遵循的规则（亦即上文的“尽忠直言”）。

　　君子曰：“斶知足矣，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
　　璞：指舍弃富贵华丽而返归素朴真纯。

译文注释

　　齐宣王见颜斶(chù)，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qū)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fèn)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lǒng)五十步而樵(qiáo)采者，死不赦(shè)。’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yì)。’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齐宣王召见齐人颜斶，说：“颜斶，上前来！”颜斶也说：“大王，上前来！”宣王很不高兴。左右近臣说：“大王是人君，你是人臣；大王说，‘颜斶，上前来！‘你也说，‘大王，上前来！’可以吗？”颜斶回答说：“我上前是趋炎附势，大王上前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大王礼贤天下士。”宣王怒容满面，说：“是王尊贵，还是士尊贵？”颜斶回答说：“士尊贵，王并不尊贵。”宣王说：“可有什么道理吗？”颜斶说：“有，从前秦国进攻齐国，秦王下令说：‘有人敢在柳下季墓地五十步内砍柴的，判以死罪，不予赦免。’又下令说：‘有人能砍下齐王的头的，封邑万户，赐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王的头，还不如死士的墓。”宣王听了，一声不吭，很不高兴。
　　颜斶：齐国隐士。前：到前面来。趋士：礼贤下士。去：距离。柳下季：即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鲁国贤人，居于柳下。垄：指坟墓。

　　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锺，万石(dàn)虡(jù)。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yì)处；辩士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无不备具，而百姓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bǐ)野、监门、闾(lǘ)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左右近臣都说：“颜斶过来！过来！大王拥有万乘大国的土地。立有千石重的大钟，万石重的钟架；天下知仁行义的士人都来到齐国，为齐王服务；有口才有智谋的人莫不来到齐国，发挥他们的才能；四方诸侯莫敢不服；齐王所要的东西无不齐备；全国百姓无不拥护。可现在，一般所谓高尚之士，不过称作匹夫、‘徒步’等鄙贱之人而已，他们身处农村；等而下之者，也不过是些边远地方里巷的看门人而已。士人这样下贱呀，也真是够呛了。”
　　石：古代的计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钟：乐器。簴：古代悬挂乐器的架子中间的木柱。役处：效力，供事。知：智，有才智的人。无不：原作“不”，据黄丕烈《札记》补。百姓：原作“百”，据黄丕烈《札记》补。

　　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shùn)起农亩，出于岳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shē)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中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lù)者辱，祸必握。’故曰：‘矜(jīn)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是以尧(yáo)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jí)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必本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傅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颜斶回答说：“不对。我听说，古之大禹时代，诸侯有万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由于他们掌握了一套重教化、治国、爱民的办法，并且重视士人，善于发挥他们的才能。所以舜帝出身于农民，发迹于穷乡僻壤，终成为天子。到了商汤时代，诸侯也有三千。可是到了现在，称孤道寡的只不过二十四家。由此看来，这难道不是由于‘得士’和‘失士’的政策造成的吗？如果诸侯渐渐地被杀戮、被消灭，到那时，就是想要做个里巷的看门人，又怎么可能呢？所以，《易经》上不是这样说吗：‘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如果不重视士人，善于运用他们的才能，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只是一味地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他们必然走入骄傲奢侈的岐途；骄傲奢侈，灾祸必然随之而来。所以没有实际效用，却只喜欢空名的，国土将日益削减，国力将日益衰弱；没有好的德行，却希望幸福的，必然处境困窘；没有建立功勋，却只图享受俸禄的，必然蒙受侮辱。这一切必然招致严重的祸害。所以说‘好人喜功者，必定不能建立功业；空言而无行者，终究不能实现他的愿望。’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无治国爱民实效者的必然下场。所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至今，如果不得到士人辅助而能建功立业的，从未有过。所以国君不应该以经常向人请教为耻辱，不应该以向别人学习而感到渐愧。因此，言行符合社会的规律，德才兼备，而能传扬功名于后世的，象尧、舜、禹、汤、周文王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说：‘真正得道、体道，掌握了规律的人，就可以主宰一切。’那些在上能窥见事物的本源，在下能通晓事物的流变，了解事物很透彻的最圣明的人，怎么会遭到削弱、困窘、受辱等灾祸呢？《老子》说：‘贵必以贱为根本，高必以下为基础。所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这不正是贵为贱的根本吗？难道不是吗？’所谓孤、寡，就是人们处于困窘、卑贱的地位。可是侯、王自己称孤道寡，难道不是侯、王谦居人下、重视士人的证明吗？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赞扬他们为英明的君主。这正是因为他们深知士人的可贵。”
　　稍稍：渐渐。实：指居上位所应该具备的素质。以：而。为名：有（居上位的）名声。据慢：倨慢，傲慢无礼。约：受阻。握：通“渥”，厚重。九佐：九位辅佐尧治理国家的官员。亟：数，频繁。无形者，形之君：无形可见的东西，是有形可见的东西的主宰。至圣人：一本作“至圣”。不谷：不善。用以自称，表谦恭之意。非：一本无此字，于文义为顺。

　　宣王曰：“嗟(jiē)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大璞(pú)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yú)。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斶知足矣，归反朴，则终身不辱也。
　　宣王说：“唉！君子怎么能随便加以侮辱呢？我实在是自讨没趣啊。至今我才了解到君子的话，我明白了不懂得尊重士人乃是小人的行为。希望您就收下我这个学生吧。而且希望先生能与我交往，我将以上等宴席招待您，外出备有高级车马供您使用，妻子儿女穿着的服装也华贵。颜斶辞谢而去，说：“璞玉生在深山中，经过玉匠加工，破璞而取玉，其价值并非不宝贵，然而本来的面貌已不复存在了。士人生于偏僻乡野之地，经过推举选拔而被任用，享有禄位，他并非不尊贵、不显赫，可是他的精神，本质已被伤害。我希望回到我的乡里，晚点吃饭权当吃肉，悠闲散步权当乘车，不犯王法权当富贵，清静纯正，自得其乐。如今发号施令的，是大王您；而竭尽忠心直言进谏的是颜斶我。我的主要意见已经说了，希望您允许我回去，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家乡。”于是，他拜了两次后离去。
自取病：即自取羞辱。细人：小人德行低下的人。太牢：牛、羊、猪各一头称一太牢。丽都：华丽。尊遂：尊贵显达。自虞：即自娱，自得其乐。虞：通“娱”，欢乐。言要道：即言之要道，指进言所应该遵循的规则（亦即上文的“尽忠直言”）。

　　君子曰：“斶知足矣，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
　　颜斶可以说是知足的了，他舍弃功、名、利、禄，辞王而归，回到本乡，恢复他本来是老百姓的面目，这样终身不受侮辱。
　　璞：指舍弃富贵华丽而返归素朴真纯。

赏析

　　前人评此文曰：“起得唐突，收得超忽”，颇有构思之妙。文章一开头便以“斶前”“王前”两句简短对话，把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示于读者眼前。齐王直言下令，位尊使下的骄横，可以说是习惯成自然，不足为奇；而颜斶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针锋相对命令“王前”的话语，则无异于地动山崩，令人震惊。若将颜斶的不慕权势，与苏秦、张仪之流的苟容邀宠相比，前者如深谷幽兰，后者就是皇宫茅厕的狗尾巴草。尾声“归真反璞”，则余韵回荡，令人遐想。

　　本文有如一出独幕话剧，全篇由对话组成。以对话展开波澜起伏的情节，以对话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以情节而论，两个“前”字的撞击，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左右”狗仗人势的责问，颜斶舌战齐国群臣；继而是王“忿然作色”，颜斶针锋相对与齐王争论“王贵”与“士贵”的问题。齐王终于为颜斶折服，欲以丰厚爵禄相笼络，却被颜斶谢绝。文章虽短，却起伏曲折。“文似看山不喜平”，不平即其美之所至也。以人物性格而论，作者所使用的言辞颇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例如“斶前”，尊使卑，上命下，就是这种口吻。“王者贵乎?士贵乎?”在齐王的头脑里，他自以为他是最高贵的，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欲以王之贵压士之贵，非常符合齐王的思维定式。“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物质引诱也是君王们惯用的笼络手段。而颜斶的自比“太璞”，以及所举柳下季墓地的一棵草胜过齐王的脑袋的事例，都十分贴切，符合颜斶的身份。此种描写人物的方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如《史记》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常采用这种手法。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

译文

注释

译文注释

赏析

作恶春风二十年，愁眉常到镜台前。去年杨柳为谁折，今岁梅花黯自怜。

译文

注释

译文注释

赏析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译文

注释

鹤鸣于九皋(gāo)，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zhǔ)。乐彼之园，爰(yuán)有树檀(tán)，其下维萚(tuò)。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九皋：皋，沼泽地。九：虚数，言沼泽之多。渊：深水，潭。渚：水中小洲，此处当指水滩。爰：于是。檀：古书中称檀的木很多，时无定指。常指豆科的黄檀，紫檀。萚：酸枣一类的灌木。一说“萚”乃枯落的枝叶。错：砺石，可以打磨玉器。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gǔ)。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榖：树木名，即楮树，其树皮可作造纸原料。攻玉：谓将玉石琢磨成器。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鹤鸣于九皋(gāo)，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zhǔ)。乐彼之园，爰(yuán)有树檀(tán)，其下维萚(tuò)。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幽幽沼泽仙鹤鸣，声传四野真亮清。深深渊潭游鱼潜，有时浮到渚边停。在那园中真快乐，檀树高高有浓荫，下面灌木叶凋零。他方山上有佳石，可以用来磨玉英。
九皋：皋，沼泽地。九：虚数，言沼泽之多。渊：深水，潭。渚：水中小洲，此处当指水滩。爰：于是。檀：古书中称檀的木很多，时无定指。常指豆科的黄檀，紫檀。萚：酸枣一类的灌木。一说“萚”乃枯落的枝叶。错：砺石，可以打磨玉器。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gǔ)。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幽幽沼泽仙鹤唳，鸣声响亮上云天。浅浅渚滩游鱼浮，有时潜入渊潭嬉。在那园中真快乐，檀树高高枝叶密，下面楮树矮又细。他方山上有佳石，可以用来琢玉器。
榖：树木名，即楮树，其树皮可作造纸原料。攻玉：谓将玉石琢磨成器。

参考资料：

赏析

　　此诗共二章，每章九句。前后两章共用了四个比喻，语言也相似，只是押韵不同。关于诗的主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认为是“诲（周）宣王也”，郑笺补充说：“诲，教也，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举例证明鲁诗、齐诗、韩诗都与毛诗观点一致。到了宋代朱熹《诗集传》则说：“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辞也。”认为这是一篇意在劝人为善的作品。今人程俊英在《诗经译注》祖毛、郑旧说而加以发展，说：“这是一首通篇用借喻的手法，抒发招致人才为国所用的主张的诗，亦可称为‘招隐诗’。”这种说法较易为今人所理解。

　　先谈朱熹的说法。他分析第一章说：“盖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揜（掩）也；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园有树檀，而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也；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他将诗中四个比喻，概括为四种思想：即诚、理、爱、憎。并认为从这四者引申出去，可以作为“天下之理”——即普遍真理。他的说法看起来很辩证，都是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而且兼顾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然而他却是用程朱理学来说诗，这一点从他对第二章的解释中看得更加清楚。

　　《诗集传》释第二章结句引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理成焉。”程子说诗与朱子说诗，如出一辙，皆为引申之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字面而言，就是另一座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磨制玉器，今人也常常引以为喻。然而是否为诗的本义呢，似乎很难说。

　　再谈今人程俊英关于此诗的解释。程先生在《诗经译注》中说：“诗中以鹤比隐居的贤人。”“诗人以鱼在渊在渚，比贤人隐居或出仕。”“园，花园。隐喻国家。”“树檀，檀树，比贤人。”“萚，枯落的枝叶，比小人。”“它山之石，指别国的贤人。”“毛传：‘榖，恶木也。’喻小人。”她从“招隐诗”这一主题出发，将诗中所有比喻都一一与人事挂钩，虽不无牵强附会，倒也自成一说。

　　其实，就诗论诗，不妨认为这是一首即景抒情小诗。在广袤的荒野里，诗人听到鹤鸣之声，震动四野，高入云霄；然后看到游鱼一会儿潜入深渊，一会儿又跃上滩头。再向前看，只见一座园林，长着高大的檀树，檀树之下，堆着一层枯枝败叶。园林近旁，又有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峰，诗人因而想到这山上的石头，可以取作磨砺玉器的工具。诗中从听觉写到视觉，写到心中所感所思，一条意脉贯串全篇，结构十分完整，从而形成一幅远古诗人漫游荒野的图画。这幅图画中有色有声，有情有景，因而也充满了诗意，读之不免令人产生思古之幽情。如此读诗，读者便会受到诗的艺术感染，产生无穷兴趣。若刻意求深，强作解人，未免有高深莫测之感。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

译文

注释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参考资料：

译文注释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产”，生，出生。“并”，吞并。“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于公元前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ì，蔓延，延续。“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年。“穰”，音rá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参考资料：

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